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你要说它有多优秀，其实质量一般，更多的是题材优势。整部片子依靠成熟的商业化制作模式，近乎直白地将矛头对准了印度种姓制度，倒是把隔壁韩国电影那套学了个彻底，但不得不说，这几年，印度电影的整体质量提升不少，各种类型片频出。
又一个本来在我国可以生根的故事，被别国拍了出来，这是怎样的悲痛，《捕蛇者说》呜呼哀哉，又是一个为普通人发声的题材，但我们却认识不到，深度调查和RQLS都不复存在，这电影主要是题材剧情得分，拍摄方式真的不是很高明
七年前我曾在印度旅行，行走贫民窟，感受溽热，垃圾味，还在孟买海边经历了一场盛大象神节。也许印度的历史太深厚沉重，使它如淤泥一般覆盖在今天，拨也拨不去，所以你很容易在表象的印度和真实的印度之间沉迷。宛如一颗宝珠捧在脏手里。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歌舞的印度，现代的印度，励志的印度，欢笑的印度，但那都不是真印度，可能大量的印度人自己都没机会坐在影院里看到这种印度，贫民窟工人一个月辛苦的收入仅相当于人民币一两百元，而我在他们高级商场里吃饭，并不奢侈的一顿饭也是人均一两百。这部电影就是替那些进不去商场的人说话的，所以它意义非凡，换一个词，它是自己拍摄的“辱印”的印度片，揭露警察体系的黑暗和种姓制度的不公。当年离开时我购买了一个甘地像，至今仍摆在我的书房。甘地具有一种精神，正是不屈的人性。
有被印度的近代史震撼到，人权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这个简介太不走心了吧
韩国和印度的现实题材电影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观众对于不可说的中国现状的代餐，又是一部某些人看了会气的跳脚“印度人只敢拍却从不改”的作品，印度爱歌舞的风格还是太突出，只是某些人也不想想，自己连拍出来讲出来的权力都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你高贵个什么劲儿?嘲笑韩印只拍不改、日本人只会鞠躬，你怕是很多时候这么点儿安慰也得不到呢
种族主义历来是最可悲之事，中国很多朝代也屡见不鲜，只是很少会有国产关注这些，只是关注浮于上层的亮丽光鲜。
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是什么都可以拍，但是拍了也没什么用。制度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文问题，任何制度都是在人的操控下进行，人文落后，制度也无法挽救。最终救赎部落男子的，说到底，还是良心二字。可是，又能如何？印度的问题仍旧比比皆是，当人文落后，每个人都习以为常，良心二字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毁，根本无解。
印度这种种姓制度不废除 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拍得振奋人心，正义终将胜利，印度的电影剧本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关注现实，真正的再将生活呈现，寻求改变进步🐂🍺
对于印度底层民众，这部片子在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后仍会有影响力。
一个每年拍2000部电影的国家，“世界上电影产量最高的国家（请注意，是最高，不是最高之一）”，99.5%都是打发时间的爆米花电影。
社会现实向的叙述性电影。滥用的国家权利，腐败的公职人员，以及以及命如蝼蚁的平民。即使如蝼蚁，也努力需求生存的美好，和尚存的那道正义的微光。如果不那么冗余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欢脱的BGM和歌舞实在不适合这种严肃且宏大的捍卫人权的主题，男主的伟光正让人联想到革命样板戏。
太难受了，印度种姓制度真的丧心病狂啊！信仰本应该是救人的，但是在印度可以杀人。诛心啊！但是尽管如此，依然对于印度敢拍出来这样电影甚是欣慰。毕竟最绝望的是欲盖弥彰自我感觉良好的周遭。
任何国度都有为正义坚持的人群，这些人书写了历史，这些历史节点堆成了一座进步的小山，每座山又滋润了无数颗跳动的心...。
应该是参考了不少韩国电影，但是这串场的歌曲实在是太烦人了。
所谓公义基于法律和良心。即使展示悲剧，也避免了发生更多的悲剧。何用避而不谈，粉饰太平。不存在绝对的黑，也永远有追求公义之人。敬佩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印度真是个奇怪的地方，这种低种姓的案子，在有的国家压根儿就不会被受理，就更别提免费的良心律师了
风格过于典型使得电影再好的题材都显得滑稽无趣
Copyright © 2015-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